目前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深陷“重技术，轻需求”误区，资源浪费与成效不高的问题尤为突出。为破解这一难题，本文基于场景驱动视角，通过对一家中国能源销售集团的深入案例研究，构建“三维一核心”的动态适应性模型，探讨如何通过“需求驱动管理数字化”为内核与“场景驱动业务数字化”的双层反馈闭环，提升企业响应内外部需求的动态适应性。研究发现：（1）管理数字化反馈闭环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通过需求识别、场景设计与场景反馈的迭代，保障场景建设与需求适配的适应性，并赋能场景迭代驱动企业动态适应性。（2）场景能力塑造主导数字化转型方向，通过升级技术、加强客户连接和数据驱动，提升企业内外部适应能力，赋能新场景的开拓与创新。（3）数字化场景建设的螺旋升级为价值创造提供动力，促使企业实现应对新技术、新需求、新市场的适应性动态调整。（4）场景驱动的价值创造路径呈现存量提升与增量创造的双重特征，通过管理决策的需求响应与场景迭代，构建绩效反馈闭环，实现动态适应性价值创造。本文提出“数字化场景动态适应性价值创造”概念，揭示需求驱动与场景先行的动态适应性机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提供系统观和适应性视角，为企业实现高效、落地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创新思路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仅表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深化，还体现在结构优化，如何以企业高质量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被赋予新意义。本文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构对创新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构向技术端优化显著促进创新策略倾向实质性创新，并且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人力资本再升级和经营成本降低是重要的作用渠道。（2）当企业所属行业创新竞争和所在区域劳动力供给质量较低以及获得创新激励政策支持较少时，数字化转型结构优化对创新策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3）细分数字技术结构对创新策略的影响兼具共性和特性，数字化转型结构优化促使创新领域集中和创新溢出强化。本文从结构的视角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为如何缓解创新“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对企业选择数字化转型路径和政府设计数字经济政策具有启示。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应用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向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机遇。本研究创新性地运用深度神经网络构建长短期记忆（LSTM）模型，通过建模与预测分析，识别评估了影响高端装备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关键因素。研究发现：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其中，智能化设施建设、偿债能力、成长能力、科研人才比重、创新产出、创新效益、创新投入以及有效发明专利占比这8个因素对智能化发展的贡献高于其他因素，且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揭示并详尽分析了各关键因素的作用并通过对其相对贡献度的综合评估，挖掘其对企业智能化发展水平的实际影响。本文为构建客观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逻辑框架和评价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制定智能化发展策略提供了现实参考。

    在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离群创新作为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关键来源，对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引领产业变革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尽管科学家在创新活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关于科学家作为发明人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其离群创新的研究仍然不足。本文基于1993—2018年的中国专利数据，采用技术分类组合构建技术地形空间（technological landscape）以识别离群创新，并运用Logit和Negative Binomial回归分析科学家离群创新的来源、新颖性及扩散。研究发现：1）相比一般发明人，具有研究型大学科学家背景的发明人在搜索和生成离群创新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2）在创新产出的特征维度上，科学家发明人所发现的离群创新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技术新颖性；3）尽管科学家发明人在搜索和生成离群创新方面具有优势，但其创新成果在后续扩散过程中面临更大挑战，获得其他发明人认可的难度相对更高。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离群创新相关理论，深化了已有文献对科学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认知，并为促进基础研究向创新成果转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对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启示。

     “卡脖子”技术突破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数智赋能专精特新企业，为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带来了新机遇。本文基于数智赋能与资源编排理论，对卡奥斯数智赋能征和工业突破“卡脖子”技术的过程和机制展开纵向案例研究。研究发现：（1）“卡脖子”技术突破经历技术积累期、突破期和迭代期。此中数智赋能对资源编排的助推与二者协同演进两大机制发挥作用。（2）在技术积累期，专精特新企业自主实现专业领域技术和初始数智技术的积累。（3）在技术突破期，“双跨”平台先实施数据赋能和技术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开展数据资源编排行动和技术资源编排行动，助推技术创新效能提升。而后实施结构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开展流程资源编排行动，助推技术创新模式重塑。在上述双重契合作用下，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4）在技术迭代期，“双跨”平台实施跨行业跨领域的场域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开展多生态资源编排行动，支撑“卡脖子”技术创新迭代。本研究丰富了“卡脖子”技术突破的研究对象类型，拓展了数智赋能与资源编排的相互作用机制，为“双跨”平台多重数智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及“卡脖子”技术突破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数字经济时代，“人”与“数据”形成的协同联动机制显得至关重要，不仅有助于推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还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数据，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刻画企业人力资本与数据资产的协同度，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价值链视角下人力资本与数据资产协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人数”协同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2）“人数”协同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3）对于非高科技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和地区政府数字经济关注度较低的企业而言，“人数”协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本文拓展了“人数”协同的相关研究，为企业在数据资产化管理过程中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土后发企业如何持续塑造竞争优势，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实现追赶向引领的阶跃过程值得关注。组织学习视角的后发追赶研究较为丰富，但有关后发企业如何深化组织学习环路塑造并升级竞争优势以实现追赶、超越追赶向引领阶跃的过程机制却鲜有探讨。本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理论，选取小米公司开展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探寻后发企业竞争优势塑造与升级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后发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呈现机会窗口把握、组织学习环路深化和能力升级演化的过程逻辑。其中，通过制定目标以识别并把握关键机会窗口是后发企业竞争优势塑造与升级的行动起点；基于目标指引，组织依序开展单环优化改进学习、双环创新迭代学习及三环变革重构学习，为阶段竞争优势塑造与升级提供源动力，促进相应能力演化进而塑造用户市场竞争优势、生态聚合竞争优势及创新引领竞争优势，推动后发企业逐步实现追赶、超越追赶向引领的阶跃。研究结论明晰了后发企业持续塑造竞争优势的过程机制及底层逻辑，扩展了基于组织学习的后发企业追赶研究，为本土后发企业持续塑造竞争优势向引领跃迁提供启示。
关键词：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研制自主可控的航空发动机（简称航发）是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然而，目前尚存在组织、资源、创新能力等诸多困境，亟须能力重构。本研究基于能力重构理论视角，结合案例分析，探讨发动机技术突破过程的组织重构、资源重构和创新能力重构路径，得出重要结论：（1）航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一个动态的多重能力重构过程，需要集成组织、资源和创新能力等多种能力要素，且随着技术突破的推进，不断演化，先后经历演化式重构和替换式重构两个阶段。（2）组织重构是航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基础，从“飞发绑定”“飞发松绑”到“飞发分离”的组织重构最大化了发动机研制的自主权和灵活度；（3）资源重构是航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和保障，从封闭式资源重组、开放式资源重组到资源军民融合共享的资源重构有效支撑和推动了航发技术突破；（4）创新能力重构是航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核心，从测绘仿制、仿制与自研结合，再到自主研制的创新能力重构大大提升航发创新能力。

    PPP模式是中国政府鼓励并积极推进的政企合作模式，然而，基于微观企业视角分析其实施效果的研究仍然不足。本文通过上市公司公告识别其是否参与PPP项目，利用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企业参与PPP项目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参与PPP项目后专利申请数量显著提高，且主要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而非外观设计专利。这表明，参与PPP项目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机制分析发现，参与PPP项目能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实际税负，进而增加用于创新的资金，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受到企业所在地区环境的影响，仅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政府透明度较好时，企业创新在参与PPP项目后才显著提高。本文丰富了企业参与PPP项目的经济后果相关文献，拓展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全面评估PPP模式的运用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但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供应链不确定性的增加给企业创新带来了重大挑战。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供应链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提供了供应链不确定性的衡量方法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供应链不确定性的增加将抑制企业创新，主要因供应链不确定性引致的资源约束效应造成了商业信用融资减少，以及价值观望效应造成了专用资产投资收缩。而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供应链透明度增加，企业外部的融资融券制度改革以及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缓解供应链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不同供应链主体的不确定性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但相较于客户不确定性，供应商不确定性对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从企业创新的产出端来看，供应链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创新产出也表现出抑制作用，特别是对联合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强。本研究揭示了供应链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为维护国家供应链安全稳定、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新知识。

     一般性信任模式是历史上农耕时代人们应对气候风险引致的合作经验的结果，这种信任模式通过代际传承保持长期持续性影响，进而会影响当下的企业合作行为。文章利用中国1470—1979年间的历史气候数据，检验历史气候风险对企业合作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历史气候风险较高的地区，企业进行合作创新的水平更高。方言多样性和宗族文化会削弱历史气候风险与企业合作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一般性信任模式在历史气候风险与企业合作创新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文章为企业合作创新前置动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逻辑，丰富了气候社会史与企业行为的交叉研究。

    组织韧性能够帮助新创企业快速从危机中复原，其重要性受到广泛关注。鉴于组织韧性对战略的动态依赖性，本文提出以融入所属生态系统的创业生态导向为战略始点，构建了创业生态导向、网络嵌入性与组织韧性的关系模型，系统探究新创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路径。基于302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假设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以融入系统为战略姿态的创业生态导向有助于新创企业增强组织韧性；第二，创业生态导向能够提升网络嵌入性，从而有助于新创企业在所属生态系统中搭建嵌入性资源架构；第三，网络嵌入性对组织韧性有促进作用，嵌入性的资源架构是组织韧性获取的有效途径；第四，网络嵌入性在创业生态导向和组织韧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采取创业生态导向的新创企业需要通过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实现组织韧性的提升。本研究为新创企业提升组织韧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战略视角，并为新创企业尽快从危机中复原提供了新的实践方式。

     创业失败恐惧是VUCA情境下亟须高度重视的典型创业心理状态。既有研究多聚焦失败恐惧造成的负面效应，对创业失败恐惧作用的复杂性机制缺少深刻探索。本文借鉴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刻画创业失败恐惧对数字创业意愿的“双刃剑”效应模型，通过层级回归、结构方程模型（SEM）开展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创业失败恐惧对数字创业意愿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2）创业失败恐惧经由风险容忍度的降低“掣肘”数字创业意愿；（3）创业失败恐惧经由心理资本的积累“驱动”高数字创业意愿。研究进一步通过fsQCA方法证实上述结论并补充更细粒度结论：心理资本是驱动高数字创业意愿的核心条件，且高风险容忍度与高心理资本协同驱动高数字创业意愿。本文揭示了大学生创业失败恐惧对其数字创业意愿的双刃剑效应，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失败恐惧的效应研究，也为如何激发创业失败恐惧的积极效应和抑制其消极效应提供了重要管理启示。

    创业被广泛视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然而，创业者在贫困情景下如何坚持创业尚待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脱贫县（福贡县）少数民族创业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分析和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探索了该地区创业者感知创业制度环境与创业坚持的关系及其边界条件。通过对4个典型案例及116份有效问卷的因子分析、多重共线性检验及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在贫困情境下，创业坚持受到创业者个体对外部创业制度环境主观感知的显著影响；（2）创业者的贫困身份和经营规模会削弱其创业制度环境主观感知对创业坚持行为的影响；（3）对于非贫困建档户且小规模经营的创业者，其创业制度环境感知对创业坚持的影响最强；而对于贫困建档户且小规模经营的创业者，其创业制度环境感知对创业坚持的影响最弱。本研究丰富了创业坚持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边界条件的研究，拓展了社会认知理论在创业领域的运用，对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制定创业扶持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运用注意力基础观考察机构投资者ESG积极主义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影响，并分析管理层注意力配置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媒介与数字智造的分段调节作用。通过对2012—2022年2660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ESG积极主义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2）管理层注意力配置在机构投资者ESG积极主义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起中介作用；（3）数字媒介在机构投资者ESG积极主义与管理层注意力配置间起正向调节作用；（4）数字智造在管理层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厘清了机构投资者ESG积极主义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作用机理，丰富了股东积极主义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相关文献。同时结合数字情境探讨股东积极主义的绿色治理作用，对我国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贸易摩擦环境下，城市要通过增强产业韧性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不仅关乎自身生存发展，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区域协同发展的中观基础。本文依据2004—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85个县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机制检验模型，实证检验贸易摩擦与城市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1）贸易摩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2）机制分析发现城市产业韧性在贸易摩擦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筹资能力作用最大，其次是经营能力和投资能力；（3）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城市、较大规模城市、数字化城市和较低储蓄水平城市，贸易摩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正向促进作用更明显。结论拓展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前因研究，深化了对贸易摩擦性质和应对策略的认知，并为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和经验证据。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落实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要求。本文基于农村地区数字技术发展视角，以我国30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的内在作用机理和空间溢出效应予以考察。研究发现：（1）农村地区数字技术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且数字技术的增收效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2）在传导机制方面，缓解城乡分割、助力农户创业、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是充分发挥农村地区数字技术增收效应的重要路径；（3）农村地区数字技术在赋能本地区农民增收的同时，对邻近地区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并呈现出H-H集聚和L-L集聚的特征。本文在实现对农村地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量化测度的基础上，将数字技术与农民增收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并从加大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强区域协作、多举措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议，为促进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场景互联在农业产业链商业模式生态化创新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赋能作用，但其赋能机制尚不清晰。为此，以蒙清农业产业链为例，对场景互联赋能农业产业链商业模式生态化创新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场景基于时间互联，借助于供应链逆向重构满足用户消费需求创造产品功能价值，以时间点生态的方式赋能农业产业链商业模式创新。（2）场景基于空间互联，借助价值链跨界连接调适用户消费习惯创造服务效用价值，以空间域生态的方式赋能农业产业链商业模式创新。（3）场景基于用户互联，借助于场景链交叉混搭迎合用户消费偏好创造场景体验价值，以用户场生态的方式赋能农业产业链商业模式创新。（4）农业产业链基于日常生活场景，借助“时间—空间—用户”互联，通过“供应链—场景链—价值链”3链适配赋能商业模式生态化创新。